其实，这场“硬伤”狂欢能够延续下去并蔚为壮观，主要还是余秋雨的自我圣化——或者说得客气一点，他有一种“纯粹化”的倾向，不仅是要求笔下的故事纯粹，还要求他的读者也能“纯粹”，理解他追思、传扬中国文化的苦衷，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他随手写下的“硬伤”上面。在一次采访中，余秋雨做了这样的表白：

“大家不要以为，一个学者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，想怎么表达就可以怎么表达。……我开始要这么写的初衷，就是想从中国历史非常沉重、枯涩的故纸堆里，寻找到一种能够被现代人接受，足以在海外广泛普及的历史亮点，用我们的生命和文笔，去把它们一星一点地捕捉过来，然后再以写文章的方式将它们发扬开来。之后，在《文化苦旅》畅销之后，我从许许多多读者来信中知道了，他们的文化程度确实非常有限。而更让我必须考虑的还有海外的读者……他们就更期待有现代的阐释者，对中华的历史和文明进行普通与初级的解释。”（《余秋雨，行者的闲谈》，1999）

余秋雨二十余年来一直因各种原因受到广泛批评，但他的作品获得旁人不及的广泛影响，也是不争的事实。《文化苦旅》除了获得海峡两岸各种奖项，不断重印，成为畅销书兼长销书，《道士塔》入选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（必修）《语文》第三册，更将这篇争议之作以官方认定的方式，变成了人人必读的“经典”文本。《文化苦旅》是如何完成它的魅化的？这不能不是公正评价此书需要思考的前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