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机器人可以独立创作，使权利主体、权利形态、权利使用方式等发生变动，冲击传统著作权犯罪的立法基础。比如，被害人可能是智能机器人，犯罪对象包括智能作品，侵犯著作权的犯罪行为构造迥异，智能作品被侵害的危害样态及评价标准趋于电子化。这将倒逼著作权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网络化调整。

人工智能与刑事归责原则

在人工智能社会中，人与人类社会极可能面临重大挑战。“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”“人在社会有机体中的责任”“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”等社会伦理观或将修正。智能机器人如何兑现“自我担责”、何者可以对“智能人”依法归责、智能社会的“归责意义”等更无从谈起。人工智能引发传统伦理观的变更，对刑法的渗透与侵蚀也将进一步动摇刑事归责体系。

在实践中，智能机器人引发的危险行为，既包括智能系统的技术危害，也包括智能系统作为工具时被非法利用或滥用引发的危害，更包括作为独立主体的内在风险。对于刑事归责问题，有以下思路值得考量：

（1）技术中立原则。人工智能技术具有相对的中立性，不宜过度苛责技术的危险性。应对利用或滥用技术或“智能人”直接归责。

（2）基于产品责任的刑法替代责任。机器人仍可以视为是科技产品，借鉴民法中的产品责任，对网络制造者或服务提供者进行归责，是“替代责任”。

（3）基于监督义务的业务过失责任。在过渡期人工智能仍由“人”发明与使用，制造者与使用者负有相应的监督义务，网络监督过失的刑事归责模式有其用武之地。

（4）基于独立主体的罪过责任。“智能人”作为未来独立的新型刑法主体，应对其罪过承担相应的责任。（检察日报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后 孙道萃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