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大家心中，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精英。每次回来探亲，他都到先到附近的县城，然后由县政府的轿车把他一家人送到村口。小轿车扬长而去，激起一片尘土。他和每一位见到的乡亲打招呼，心里一定很不屑，但是表面上仍然客气、热情。在他城市的家中，他的太太（我称之为四奶奶）提起老家这个村庄，往往先是一声惊呼：怎么能那么穷，那么脏？

最初，这样的惊呼让我非常不快。那是我长大的地方，至今我回忆起无忧无虑的漫长童年，都感到幸福。父亲虽然是“商品粮”，但是他和邻居家的农民叔叔没有什么不同，大家都一起在田里劳作。邻里之间互帮互助，有时候邻居家做了好吃的，还会端给我们一碗。这样的“家乡”足以让我赞美，但是，在我踏上大城市求学的那一刻，我知道四爷爷他们说得也是对的：那么穷，那么脏，那么不争气。

我一点都不厌恶这个“底层”，那里有我的父母，也是我过去的一部分。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，有些长辈给我的建议是：“离家越远越好，有多远走多远。”他们虽然无法离开，但是也知道家乡的落后，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底层世界。他们不知道哪个大学更好，只是朦胧地认为，距离这个底层越远的世界，也就越美。

逐渐地，我和那个世界也有了隔阂。我甚至做不到像四爷爷那样，每年回去一次为母亲庆生。并不是因为我比他更忘本，而是我们所处的时代，完全不同了。进入21世纪，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，整个“底层”也被重构了。我所委身的城市，也是一个坚固的世界，我要付出很多努力，才能在这美丽新世界安顿下来。

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底层。乔治·奥威尔在《通往维根码头之路》中写过英国中产阶级对底层的偏见：他们身上的气味，永远洗不掉。毛姆也有同样的看法，他更尖刻。他对英国底层人民的评价是“他们，好臭”。上世纪20年代，毛姆到中国旅行，他发现中国精英（地主以及低级别官员）颇能和底层人打成一片，可以在一起喝茶聊天，这让他很惊讶。但是几乎同时期的鲁迅，却在《故乡》中捕捉到中年闰土那一声苍凉而卑微的“老爷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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